白河戰俘營(臺灣俘虜收容所第四分所)
白河捕虜収容所(臺灣俘虜収容所第四分所)

白河戰俘營(臺灣俘虜收容所第四分所)為日軍於1943年6月在臺南州白河郡白河街內角(今臺南市白河區)的「內角陸軍演習所」舊址設立的戰俘營。該營被稱為「軍官營」,關押300至500名盟軍戰俘——以美國、英國、荷蘭及澳洲的高階軍官與殖民地官員為主——不過據記載,原關押於花蓮港營、階級最高的一批戰俘(在新加坡投降的英軍指揮官亞瑟·白思華中將及海峽殖民地總督珊頓·湯瑪士爵士等人所屬的群體)係被送往臺北第五分所,而非白河。戰俘主要從花蓮港營(Karenko)轉入,被迫在飢餓口糧下從事農業苦役。1944年秋,大部分資深軍官被轉送滿洲,此後白河營逐漸轉型為收治傷病戰俘的療養營。該營運作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解放。2013年11月,臺灣戰俘營紀念協會在營區入口設立紀念碑。今日原營區仍為軍方管轄之「內角營區」,現為陸軍南區測考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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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細說明
白河戰俘營(日文:白河捕虜収容所),正式名稱為「臺灣俘虜收容所第四分所」,是帝國陸軍於1943年6月在臺南州白河郡白河街內角(今臺南市白河區)設立的戰俘營。營址位於「內角陸軍演習所」舊址——一處日軍既有的訓練設施與兵營,靠近一片林木丘陵,佔地約10,000平方公尺,以竹籬環繞。
該營於1943年6月6日開設,首批超過300名戰俘自花蓮港分所(Karenko Camp,今花蓮)轉入,花蓮港營同時關閉。其後亦有來自屏東分所(Heito Camp)及臺灣各地其他設施的戰俘陸續到營。營中人數在其運作期間於300至500人之間浮動。
白河營因關押大量高階盟軍軍官與殖民地政府官員而被稱為「軍官營」。戰俘來自美國、英國、荷蘭及澳洲。階級最高的一批戰俘——1942年2月15日在新加坡向日軍投降的英軍馬來亞司令部指揮官亞瑟·白思華(Arthur Percival)中將,以及海峽殖民地總督珊頓·湯瑪士(Shenton Thomas)爵士等文職總督所屬的群體——原關押於花蓮港;惟據澳洲部隊史記載,其中階級最高的32名軍官、官員及其隨員係被轉往臺北第五分所而非白河,故兩人是否曾關押於此尚無法確認。儘管如此,白河仍是臺灣戰俘營系統中主要的高階軍官營。
營區設施為原有陸軍兵舍的單層木造建築,覆瓦頂、鋪木地板。設有馬廄(據報曾用於收容較低階戰俘)、伙房、醫務室、隔離室、浴室及廁所。雖有部分記述形容山坡環境「如美麗的山間度假勝地」、兵舍「乾淨通風」,但條件依然嚴酷。戰俘遭受飢餓口糧並被迫從事農業勞動——主要種植稻米、地瓜及其他作物——對年長軍官而言尤為艱苦。守衛對最輕微的違規即施以毆打與掌摑。一名戰俘記述:「因最細微的規定違反而遭毆打與懲罰。我們處於飢餓狀態……大多數人體重減輕了五十至七十五磅。」
儘管條件惡劣,戰俘仍設法維持士氣。1943年12月,囚犯製作了一份營中雜誌《Raggle Taggle》,收錄散文、詩歌與漫畫。軍官們亦從事閱讀、打橋牌,並著眼未來撰寫戰後報告,記錄其經歷與對日軍軍事實務的觀察。
營中最著名的軍醫為哈羅德·格拉特利(Harold Glattly),他曾在巴丹死亡行軍中倖存,「在最艱困的條件下將醫院管理得井井有條」。戰後他在截肢者義肢領域卓有建樹。
1944年10月,隨著盟軍逼近臺灣、空襲威脅加劇,日軍決定將最高階軍官北移。1944年秋(各記述作10月或11月),大部分資深軍官經日本被轉送至滿洲的戰俘營,在該處停留至戰爭結束。此次大規模轉移後,白河營改組為療養設施——一座收治傷病與過勞戰俘的休養營,因其醫療設備相對完善,臺灣各營的病弱戰俘可被送往此處恢復。
該營運作至1945年8月。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,剩餘戰俘獲得解放,並經盟軍復員行動逐步遣返。
所謂「花生事件」為該營歷史中有記載的事件之一——戰俘種植花生等作物供日方食用,自身卻處於飢餓狀態,若被發現偷食農產即遭嚴厲懲罰。
戰後,內角營區由中華民國國軍接收繼續軍事用途。今日該址作為陸軍南區測考中心運作,位於內角營區內。一扇大型金屬門阻隔公眾進入營區,區內現已建有多層軍事建築。
2013年11月,由麥可·赫斯特(Michael Hurst MBE)創立的臺灣戰俘營紀念協會在營區入口大門左下方設立紀念碑。紀念碑向曾被囚禁於白河營的盟軍戰俘致敬。來自英國、澳洲及荷蘭的數位戰俘家屬出席了揭碑儀式,使白河成為協會已設立紀念標誌的臺灣前戰俘營址之一。